往事如影（一）
我年轻时住的老房子在延安东路山东中路口，是1921年建造的。当时居住在这三层楼里，马路上有大卡车经过，整楼似乎都会摆动起来。一天来了位年长我25岁的剧作家，他就是王炼。在家与我一起吃了泡饭加酱菜后，我们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说起剧作家王炼，一九二五年出生于山东济南，如今八零后、九零后以及再以后的年轻人都对他知之甚少。但我们老三届这一代在青年时期去看电影，只要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由桑孤或谢晋导演指导的剧本，其编剧十之八九就是王炼。如1984年的电影《黑蜻蜓》，1986年的《女局长的男朋友有》、《吉他回旋曲》，1977年的《青春》等等。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1961年编剧的《枯木逢春》，当时在全国都是影响深远的。还有1962年的主题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和《苦果》都能引起我们这辈人的美好回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意气奋发的年代。虽然那时条件与现在都无法相比，但那时快乐的感觉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说起王炼先生的代表作《枯木逢春》，那是1958年，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诗篇《送瘟神》发表了，王炼被领袖对人民健康的深切关怀所感动，他在上海、江苏和洞庭湖、黄盖湖、鄱阳胡一带吸血虫病流行地区深入生活，从众多角色命运的农村妇女中概括、提炼了“苦妹子”这个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我与王炼先生相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1976年10月，在结束文革十多年动乱之后，我出任黄浦区广东街道的金隆居委会调解主任。零点八平方公里的广东街道，竟有十万人口的常住居民，人口密度可想而知。住房挤到什么程度？有一次我去调解广东路河南路的一户家庭住房纠纷，二十平米的房间，五个子女分成五户，每户人家四平米，中间用三夹板隔开。至今我回忆起这件事，竟想不出当时是怎么给他们调解分配好的。这件事我告诉了当时在我们地区蹲点采访的王炼先生，他也非常的惊讶，感慨当时老百姓的住房条件太差了，家属矛盾随时都可能爆发。深入基层，吸取群众生活的营养，这就是王炼先生的创作作风，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辈形象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就这样当年我才二三十岁，作为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剧和导演王炼先生已是五十多岁，我俩竟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是人民调解工作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
王炼先生来我们这里也就像当年编写《枯木逢春》去各地体验生活，这次他跟随我去调解现场，看看我们又是怎样面对纠纷当事人进行劝解和疏导的。他还来到的家里，看看调解主任平时又是怎样生活的！最终，完成了一部描写最底层调解主任工作和生活的电视剧《骂声、哭声与笑声》，并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那天我也看了此剧，此情此景是那么地熟悉、又感到当时又是那么的艰难，最终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清官都难办的事，人民调解员们他们做到了，当时自己既激动又自豪。这全仰仗王炼先生的妙笔生花，写出了这部反映中国几千年来民间调解的民风，特别是拨乱反正后的人民调解事业的平凡中的不平凡。
电视剧又把我们当年的调解过程拉回了现场。那是一个除夕的夜晚，家家灯火阑珊，户户欢声笑语。弄堂里响起了鞭炮声和小孩的嘻笑声。妈说今晚算能吃上一顿安稳饭了，话音未落，全隆街28号的调解员樊阿姨边爬楼梯边叫到：小陈，不好了，金隆街七十二家房客的人家为了走廊的公用部位又打架了。这是我自1976年当上调解主任以后，碰到的第无数次劝架调解的故事，只是这次是发生在吃年夜饭的时候。
在创作这部电视剧的过程中，中央领导和各级人民法院以及以后的司法行政部门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是王炼先生创作的动力。一九八一年，我被选为首届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的代表，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交流会议。
作为上海唯一的一位调解主任，将上海的调解经验向全国作了介绍，特别是我们将传统的民间调解方法和现代科学心理学与行为学相结合进行调解工作，获得了到会者和司法部领导的高度的赞扬和好评。记得在进中南海前，我们乘坐司法部的专用大巴车来到中南海的的北门。进中南海规定不能带铁器类的物件，笔录钢笔、钥匙等。前后排看一下有不熟悉的外人等。中南海内，不时有一队队部队的巡逻走过。这就是祖国的心脏啊！王炼先生也听得津津有味。
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每个人的座位前都放好了纸和削好的中华牌铅笔供到会者记录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他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接见了我们，他在讲话中称赞我们把清官都难断的家务事给断了，这为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贡献了很大的力量。正是国家和政府如此关心和重视人民调解，加上从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以及我所调解的鸡毛蒜皮的家务事中，王炼先生写出了这部讴歌时代的进行曲。
新民晚报1987年10月28日夜光杯刊登了一篇署名晓晨的短文，名为：“第一次见丈母娘”。两天后，王炼先生打来电话，主动说起这篇文章“那是你写的吧！”使我很惊讶是，老先生也开起了玩笑，说我是在报纸上拍未来丈母娘马屁，我顿时被他逗笑了。他的洞察力如此之强，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以及那篇文中的字里行间对这位多年与自己相处的大剧作家来说显然是已了然于胸。自一九八四年底，我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了八年的人民调解工作，开始从事我现在的律师业务。虽然我转换了角色，但与王炼先生交往却一直未停止过。
有一次与王炼先生谈文学电影创作，我说您好像偏爱写轻喜剧，如《他俩与她俩》，《邮缘》以及《魔术师奇遇》等等。他说：是的，写喜剧是件很开心的事，在创作时有时自己写着写着都会笑出了声。整个思绪都在剧本写的情节当中。记得那天去他家做客，那还是他搬家前的地方，住在靠近他的工作单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书房的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我打趣道：您若搬家，那就尽是书了。古今中外的各色书籍以及各种书稿堆的房间满满当当。但他依旧感慨：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看到家里的一台电脑，在当时却是稀罕物。王炼先生说道：我现在开始像年轻人一样用电脑写作了。作为老一辈剧作家，他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知识的追求这是我们后辈人值得终身学习的。
而在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这一天是我和律师事务所进军浦东的大日子。在淮海中路的一家邦迪斯大酒楼，宾客盈门，各路记者朋友以及我们浦东司法界的朋友都来道贺和支持。这些朋友中，王炼先生他也早早地来到现场。
那天他又请来两位帮我主持会议的名人，她就是影视界金鸡奖的得主奚美娟，同她一起主持的也是王炼先生的同事沙叶新。而此时的王炼先生，他默默地坐在一边角落。我知道，此时他也是在为我感到高兴，从调解主任一路走来，他都是看着我成长的。当日的誓师成立会高朋满座，我在司法部的好朋友杜春和丘征都特意从北京赶到上海，所有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的确，从这一日起，我们律师事务所开始在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加工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圆区以及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留下了我所律师的足迹。而在这背后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就有像王炼先生那样的一大批新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