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的机票有13:20虹桥机场和16点多浦东机场的，上午还安排一次去看守所，如果订虹桥的，时间上刚好，就是不能有意外。如果浦东，时间上是充裕了许多，但同行还有住嘉定南翔的，三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加回家路上地铁时间，得半夜十点到十一点，最后权衡下来，买了一点多一点的虹桥机票。

  早餐定了六点多的外卖，也就希望七点多能赶上八点看守所会见登记的时间。

   想起疫情期间，上海的浦东看守所，一个上午四十个号，去晚了根本拿不到号。故有的律师为了会见当事人，早上五点多就去排队等待，想到此，今天早起早到等待也就释然了。

   一切都按步就班的进行着。七点五十五分，我们进入市一看守所的大门，按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性别，我们排在男二号。

   八点半，正式办理会见手续，第二个就轮到我们。按时间算，这次会见比较简单，因为被告已经判决，主要就放弃上诉和去监狱服刑的一些事项交待一下，一个小时足够了。这样，上午十点前就能完成。

   然而，问题出现了，我们俩名辩护律师其中一名被当地刘律师换了的，他的名字还在看守所的电脑上，我一直没变化的名字却没了，这不可能啊？我们拿出判决书，上面辩护人名字是我和刘律师。办手续的警官也搞不清了，叫来他们的领导，把原始材料调岀来核对，其中一份申请更换律师的函件确实是换了我们另一位律师。但领导说，申请人只有家属名字，还需被告签名，你们就带上去，让他一起签了，会见的房间帮你们留着。还计较什么？一番折腾，时间来到了九点一刻。

   终于来到看守所第一道大门，一名武警看了我的律师证和会见单子，又问我要身份证，我说，会见被告有律师证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身份证？武警道，这是领导规定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找领导。

   我又不得不去找刚才那位领导，我说，作为一位老律师，去过全国这么多看守所，第一次碰到律师会见光律师证不够，还要律师身份证的？我的身份证在宾馆里，怎么办？看守所领导说，这个不是看守所规定，是武警总队的规定。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去宾馆拿。

   马上打电话给留在宾馆的同事打电话，让她把我的身份证送来。出门时，她还问我，要不要带身份证？我说会见不要身份证，待会去机场要用，放好。此时的我，别提有多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带？现在多麻烦？

   终于过了武警这关，紧赶慢赶，已经十点多了，然后凭进门时领的会见室号，进了第二道大门。见到当事人的第一句话：“今天遇到一些麻烦，待会要赶机场，我们把需要的问题交待一下”。三个问题，半小时多点已经做完笔录，让他签了名，此时，没忘了让他在变更律师手续上把名字也签上了。任务顺利完成，想看时间，手机锁在登记处，不能带进来。又没带手表，按进来时间等估计快十一点了。

   想打铃叫看守警察，会见桌上找遍没有。问隔壁另一位在会见的律师，原来铃在他们那里，打铃后一点反应也没有，怎么回事？

我问里面分配会见室的民警，让他打电话给看守民警，让他们赶快来带人。此时其他四五个会见室的律师也都完事了，与我碰到的问题一样，打铃没反应！“我着急地说，帮帮忙，我要赶飞机，再打一次电话”。“我都打三次了，那里一位律师要赶火车，也在催我，”门口登记处的民警答道。怎么办？会见的对象律师必须交到看守手里，警察才会将出门证还你，否则，你既使弃当事人而去，也出不了看守所。

时间就这样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看到其他律师有陆续出来的，一会，我这里也办妥了。出了第二道大门，我与门口那位忠于职守的武警小战士打了个招呼，他也对我笑了笑。接着，除了时间就是时间，还来得及吗？

已过了十一点半，我们一行顾不上吃饭，回宾馆取了行李便直奔机场。这时的机埸，除了需要身份证，什么都不好使。身份证啊身份证，你今天害得我好苦！

总算可以回上海了，我检查了一下自己所带的证件，翻到了自己的律师证，看着执照扉页上的一行字：“本证为持证人依法获准律师执业的有效证件。持证人执业应当出示本证，请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个人予以协助。”下面署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这行最权威的字以及数十年的从业经历，有律师证还需要身份证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若各种单位都有自己的规定，那司法部发的律师证又有何用？又如何谈协助律师依法执业？

终于赶上飞机，悬着的心，随着飞机的起飞，安全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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