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周年，律和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律师参加到浦东开发的法治建设中来，为浦东开发开放，添砖加瓦。

曾记得在外高桥保税区，那时杨高路才刚刚建设，我们是从军工路的轮渡码头摆渡去保税区的。那时候过黄浦江到浦东都是需要摆渡费过江费的。到了保税区，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好不容易搞一次外商的法律咨询活动，但前来咨询的都是工地民工，工伤事故离婚案件等等，见不到一个外商。

曾记得我们刚到浦东，作为外高桥新发展公司的法律顾问，走访了所有当时进驻外高桥的企业。与此同时我们还与外高桥海警部队结成友好对子，下部队上炮舰为官兵们进行各种法律服务。我所当年的青年律师：有卓德勇、陈太贵、解荣春、谢军瑞、罗建荣等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曾记得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创建伊始，我们就从高桥又转战张江。在金桥开发区，我们所的几位老律师如郑成宝律师等专门设立了一个法律接待室。在当时的烂泥渡路技校里，我所的马福珍、吴兴汉等律师专门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展法律服务。我所律师的足迹走遍了浦东开发的各个角落。

以下是我们从各个片段，进行回顾与展望。

（一）我与浦东开发--揭牌仪式

作为浦西律师,正式加盟浦东新区司法局旗下律师队伍的,我是第一个。记得时任市司法局副局长、浦东新区司法局局长繆晓宝及原川沙县司法局局长任金保邀请我到浦东来时,还是在一九九二年底和九三年初的事。我家住延安东路山东路,一过隧道便是浦东了，上班也近,只是当时过江（包括过隧道）,每次需15元钱过江费。我看好浦东开发前景,因此基本上没什么考虑，我便从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当时的第七接待室）调到了浦东。

当时司法局办公在浦东大道、东方路口的帅帅宾馆内。我碰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注册律师事务所。当时的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没有编制怎么办？任局长想了一个办法,即将原川沙一所和二所合并,合并让出一个所的编制给我,取名:“上海市外高桥涉外律师事务所”。因为当时外高桥保税区是浦东最热门的开发区之一。上报到市局以外,到了时任律管处处长江宪法处,江处长先将“涉外”二字去掉,然后又到分管局长史德保处,他又将外高桥的外字去掉,这样,便成了以后的"上海市高桥律师事务所”。在史局长来外高桥考察我所时,大家说起此事,他也笑了起来。原以为"外”是"涉外”的意思,没想到“外高桥”与“高桥”是有区别的。故在完成事务所前期工作以后,正式批文是一九九三年二月份了。如果加上川沙二所的成立时间,又提前推到1985年了。正好与我当时筹建市联合所的时间一致。

（二）我与浦东开发--声东击西”发展业务

记得在外高桥，我们租的是保税区商务楼117室。期间举办过二次法制宣传，由研究生、上外法语老师谢军瑞，还有罗建荣（现在锦天城所）等律师进行投资、房产等法律咨询。但前来询问的都是搞土建的民工、家庭纠纷、夫妻矛盾、工伤事故等咨询与我们原先的准备形成强烈的反差。总算，我与解荣春律师还担任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公司的法律顾问，找到了一些事情做。记得还定时去公司摆摊、搞促销法律的活动。

“声东击西”这可不是孙子兵法中的词汇,而是当时各行各业包括律师楼在内的行业参加浦东开发的真实写照。具体来说,注册在浦东,享受浦东优惠政策,办公在浦西,享受交通便利以及方便客户的实惠,故声音在浦东,实质在浦西。看到保税区这样的情景,我们也来了一个声东击西,又选择了市中心区的展览中心西二馆,靠近上海火车站的邮电大厦。用浦西的业务收入养浦东的房租和人员工资，可谓惨淡经营，一切为浦东的长远发展计。

经市人大代表及浦东外商的多次呼吁，终于有一天过江费15元取消了。别小看这15元钱，意义却很深远。以此契机，我在浦东第一八佰伴旁的华申大厦租了办公室，后又在司法局优惠政策的感召下买了下来。随后，事务所为避免用地域名，将“高桥”改为“律和理”，标示着真正在浦东安了家，在浦东扎下了根。我也随浦西延安高架的动迁，买了坐落在浦东世纪公园旁的居所，成了地地道道的浦东人。

（三）我与浦东开发--东京之旅

浦东作为上海和长三角改革开放的龙头，必然吸引众多客商前来投资和开发。浦东律师也相应地走出浦东，面向世界。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寻觅自己与世界的差距和介绍浦东改革开放的成果成为浦东司法局成立以来的一项主要工作。

九四年初,浦东司法局、公律处、新区法院以及新区政法委领导带队,加上已在浦东注册的我和几位律师组团去日本访问，这是新区政法系统第一次组团出国访问,备受关注。

而访问的第一站便是东京，除东京第一律师协会外，还拜访了长谷川律师事务所和法政大学。最令人难忘的是由日本大藏省组织的数百名银行家及金融高官进行的演讲会。

首先由随行的陈泽政律师介绍中国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热点，大藏省专门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是在日留学生；另一位女孩是能以流利的中文和上海话翻译日本的金融投资方面的专才。在专用的名词方面俩人互为补充。

接下来由我向他们介绍中国的金融政策,在沪投资银行的要求和手续以及中国、特别是浦东开发对外资银行的优惠政策等。接下来是提问,令我意外的是有很多人举手提问,主要集中在:建立上海分行为什么要100亿美元资本金为前提?为何先批几家而不是全面开放?日本中小银行或保险业怎样才能来华投资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很快结束了,但众人迟迟不肯离开,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一个银行业的CEO,他带着儿子来到我的面前希望与我发展良好关系。后来才知道他为了培养继承人,居然带着儿子一起来听。

（四）我与浦东开发--赴日之行

在日本人情味最足的,莫过于长崎县松永保彦律师事务所对我们的接待。松永是我的好朋友,这次见我带来这么多同行前去他的家乡访问,非常之高兴。他介绍我们与九州律协会的会长和律师认识,又带我们和长崎律协共进晚餐；第二天,松永又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律师事务所和旁边的裁判所（法院）。这使我们不虚此行，既开阔了眼界，又交了朋友。

我第二次去日本是在2002年的秋天,跟上次不同的是,我们在去日本前先去访问了韩国,与韩国律协会长、汉城(现在的首尔)律协、金张律师事务所以及太平洋律师事务所进行了交流。这次访问印象最深的是金张律所的规模,三十层的大楼有一幢半是他们的办公室,这得有多少律师啊!后来一了解,原来律师事务所里还有税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等,是一个综合体。我见到了金张律师事务所的创办人张律师,他的办公室不大,但实用,一点不浪费。更不像一个大老板那样阔气的办公室。日本的律所也是这样。我再一次到了长崎，去了松永处，他的办公室除了日本风格的榻榻米接待室，还有带沙发的接待室，但律师办公的地方很挤，好像除了桌子就书和资料，堆得很拥挤，要走过去都很难。

（五）我与浦东开发--访美之旅

上海浦东的地域性优势,使外国友人耳熟能详。1998年,全国每个省、直辖市派一名代表组成中国高级律师代表团访问美国,我作为上海市的代表一同前往。在向美国律师介绍时,我说是来自上海浦东,美国人都点头表示知道这个地方；当杭州或南京的律师介绍后美国人都摇头表示不知道，害的大家只能说离上海多远，多少路，美国人这才明白。

在美国我碰到一位女检察官,她居然也来自上海,是我的小老乡,她在介绍美国拘留所以及美国监狱的司法制度时,说监狱是“牢监”,大家都听不懂,“牢监”是什么？我说就是监狱,大家都笑了。怎么上海人连监狱都不会说,原来,这位美国的检察官(公诉人),自小随父母来美国定居,在家里父母都说上海话,从小耳熟目染，反而不知道普通话中的监狱了。

（六）我与浦东开发--担任外商等公司法律顾问

浦东开发伊始,美籍华人客商林鲁墨先生找到我,聘我成为他的常年法律顾问,同时商议与上海抽纱进出口公司合资建上海纱林服饰有限公司一事,从草拟合资合同和董事会章程,到生产基地和门市部选址,一路上都很顺利。那时的中美合资企业相当诱人,纱林服饰在淮海路雁荡路开业时,生意相当火爆,后来又在南京路的上海商城开了分店。店里出售的服饰中西合璧,既高档又时尚,在上海引发过一阵潮流。随着出口量的增加,纱林公司又与浦东金桥的永乐村合作,购置了村里的三十五亩地作为生产用地,其中所有的法律手续及合作方式,都由我们牵头并具体操作。与林先生的合作很愉快,一晃十五年过去了,至今我们还是好朋友。

除了为外商担任法律顾问外，我还受聘担任浦东新区总工会的法律顾问团成员。记得有一次我与总工会副主席一起去浦东巴士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问题，了解巴士公司职工的工资状况以及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及对工会参与工资集体协商必要性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调研。回来以后，我还给新区总工会做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谈了我作为律师的一些建议。

（七）我与浦东开发--开发区的发展

在新区总工会，与劳动仲裁部门和法院民庭协调关于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工会的律师，我们常常从律师的视角出发，对劳动争议案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既完善了多方协调机制，也充实和丰富了协调的内涵并指导了多起群体纠纷的解决。

浦东的开发，从一开始就有比较完善的布局，起点较高。作为发展的基础，浦东新区当时就成立了陆家嘴金融开发区、金桥出口加工开发区以及外高桥保税区（内分三个开发公司），后来又成立了张江高科技园区，完善了浦东开发的布局。当然，现在又将南汇区合并，形成临港开发区的模式。我从一九九三年八月建所开始，就担任了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律顾问，可以说事务所是与外高桥保税区一同成立，一同发展的。

外高桥保税区建设初期，从园区规划到土地出让以及具体合作项目，我与解荣春律师都出了不少力。同时，我们还在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设立法律咨询站，定期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服务，收到良好的效果。

（八）我与浦东开发--诉讼与仲裁

除了担任浦东开发区、政府部门以及外商的法律顾问外，在涉外诉讼和仲裁方面，在涉及最新的法律前沿的诉讼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曾作为辩护人参与了浦东法院审理的全国第一件涉及到虚假注册的刑事案件。另一件全国第一的是保护外商知识产权的案件，这也是由我代理并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财产保全的，这些案件的社会影响都很大，对改善外商投资环境也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当时的上海电视台和所有主流报刊都报导了该案。

除去诉讼，我也代理中国企业对境外企业的国际仲裁活动。江苏江阴一家企业因泰国曼谷一家企业拖欠货款而引发仲裁，翻译文本、公证法律文书以及参加仲裁等一系列仲裁活动，我们都完成的非常出色，最后在执行中，我带助手去曼谷，在泰国最高法院完成仲裁执行的前期准备，又委托泰国律师对该企业的资产作了全面调查，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积累了这方面有益的经验。

这些诉讼和仲裁以外，我还在浦东新区司法局和上海市民政局民政处的指导帮助下，建立了全国第一条养老法律服务热线，由时任副市长的周太彤开通了此热线，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在我们所的这条法律热线，被全国老龄办、公安部、司法部评为文明示范岗。

（九）我与浦东开发--十佳律师

  在浦东律师蓬勃发展的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1996年评选“东上海十佳律师”的那段历史。

  1996年1月16日新民晚报在题为“在外商背后‘使劲’的人”中报道：许多人知道浦东有很多外商来投资，但很少人知道在外商合法投资的幕后工作者是浦东律师。按照国际惯例，浦东律师担任了在新区投资的中介，促进外资更好更快地进入浦东。中国新闻报也以：为外商保驾护航，浦东律师业发展迅速为题，称赞浦东律师为完善浦东的投资环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以此为锲机，上海法制报首先报导：首届“东上海十佳律师”评选揭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为本次活动题词。经过群众投票以及评选委员会专家们评议，最终由：申求实、陈泽政、陆忆平、段祺华、陶武平、刘学灵、成锡奎、张嘉兴、翟建华和我，获首届“东上海十佳律师”光荣称号。

  在当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经常会见外宾的风水宝地：上海锦江小礼堂，见证了十佳律师的表彰。这是浦东头一回在公众投票评选十佳律师；也是在律师业发展的承前启后的重要关头开展的评选。这对扩大浦东的改革开放、扩大浦东律师的对外影响、壮大浦东律师队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今的浦东律师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业务发展上，都占上海的半壁江山，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于历史原因，这被称为首届评选十佳律师的活动以后再也没有评选过，是首届也是最后一届。但无论如何第一次的经历是那么的美好，它的作用已被历史证明。